在联合国实习，他们教会我抛除偏见

　　在联合国实习，他们教会我抛除偏见

　　张钟文(后排左三)实习时与当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排左五)合影

　　作者：张钟文，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硕士、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向日葵国际教育留学生观察员，曾在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华社等处实习工作。现为浙报集团全媒体编辑中心编辑，兼任牛津剑桥苏浙校友会筹委会成员。

　　2012年，即将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我，申请了联合国的实习。在经过申请、面试和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入选。

　　相比其它实习地点，例如纽约，韩国物价低、路程近，从中国坐飞机只要两个小时，考虑到实习成本，我最后选择到位于韩国仁川松岛新城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事务处实习。我在社会事务部(Social Affairs Department)实习，主要负责社会事务相关的研究、会议组织和国际合作。

　　参与筹备“2012年东北亚青少年论坛”

　　实习时，我所在的事务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同负责筹备2012年东北亚青少年论坛。按会议惯例，该论坛邀请东北亚六国(中国、日本、韩国、俄国、朝鲜、蒙古国)高校的精英学生，大家用流利的英文交流讨论。论坛的主题是“The World We Want: A North-East Asian Youth Vision”，即东北亚青年对未来的设想。论坛后会有文件上呈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别名人小组”，作为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参考。

　　印有论坛主题的横幅

　　我的导师Yuko Kitada女士认为，参会的青少年不仅包括精英学生，还应有弱势群体，比如LGBT、残障青年等。他们的声音需要被听到，他们的意见更需要被加入到后发展议程的制定中。

　　这个提议虽然获得了赞许，但面临的困难也显而易见：

　　如何寻找筛选弱势青年?

　　他们是否会英文?

　　他们是否了解人类发展进程、世界局势?

　　他们是否愿意出席?

　　他们是否有护照?

　　但导师的一段话打消我们所有的疑问。她说：

　　这一次参会可能种下改变他们人生的种子。我们是给予希望的组织，联合国有责任和义务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尽可能为每个人提供公平发展机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幸运，我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得到了社会的恩惠和他人的帮助，我们就有的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人。

　　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于是，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制定计划、筹备、解决问题。

　　1.如何定义弱势青年?

　　在联合国工作和做学术类似，要做到严谨细致，每个观点的提出都要有出处。于是，我们仔细查找相关文献。根据文献里中国学者对弱势青年的定义，我提出了4个选项：残障青年、留守儿童、LGBT和农民工子弟。

　　2.如何邀请到这些群体的代表?

　　按照官方程序，时间会比较久。所以，我们尝试通过相关研究机构、媒体或公益组织邀请。

　　3.如果这些青年不会英文怎么办?

　　我们认真商量后，决定就近从韩国学府，如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找寻中、英、蒙、俄、韩等语言的志愿者，以协助参会青年，事务处将颁发联合国志愿者证书给他们。如果需要手语等特殊语言支持，则请专业翻译，费用从经费里出。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每个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团队协作的过程。这是联合国办事的一贯风格。遇到问题，不单是我所在的社会事务部商讨解决办法，其他部门也会提供建议，帮助联系认识的组织或个人。

　　论坛期间的小组讨论

　　作为实习生的我与中国政府机关和大学学者打交道

　　作为事务处个，也是的中国实习生，我承担着独立负责中方青年候选人与中文志愿者寻找的责任。

　　通过官方网站、文献上的作者信息以及媒体朋友的介绍，我先后联系了中国残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华社等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些体会。比如中国政府机关是不太回邮件的，要用电话联系。在联系中国残联时，我先在他们网站上，找到“联系我们”，然后拨打国际长途，首先接到前台，跟对方介绍我是谁，要干什么;再等待前台把电话转到外联部，跟助理重复说明一遍，表示希望接洽到负责人;辗转之后，电话才被转到主任处。我与主任沟通的时候，特别说明这次东北亚青年会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论坛邀请残障青年，而且全程赞助，还会配备翻译。我们在电话里沟通的时候，他不时赞许“”，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感兴趣。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最后我们互留了邮箱和直接联系方式，以备后续沟通。

　　与大学里的学者联络则不同，发邮件他们一般都会回复。我跟他们的沟通交流比较轻松活泼，他们还会询问我们实习生在韩国的生活、美食、趣闻、如何申请等。在我联系的学者中，包括不少人士，比如提出“蚁族”概念的廉思博士、社会学家李银河等。廉思博士特别积极，他不仅愿意帮忙推荐“蚁族”青年，还愿意到论坛上介绍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呼吁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这段与中国政府机关和学者沟通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联合国作为一个复杂的国际组织，在基层的联络其实很薄弱，要靠当地政府和组织协助，否则无法推进工作。

　　作者实习的事务处入口

　　我精心选择的青年候选人面临out，如何解决?

　　经过相关政府机关与学者的配合，我终于取得了青年候选人的联系方式。我与他们沟通时，每一位候选人对于邀请都很兴奋，但也怀疑自己能否胜任。

　　候选人中，有位刚考上大学曾是留守儿童的青年。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村里的小学离家很远，他每天凌晨4点就要出发，爬山路、过河流才能到学校。 在我与他沟通时，他从没听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英文也不流利，十分怀疑自己能否胜任。“大哥哥，我可以吗?”我很肯定地说：“你可以的，有我们帮忙呢!”那时，我感觉自己特别幸福，可以给他人希望和力量。

　　还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次打电话时，他一听联合国，觉得是个骗子，挂了。第二次再打，他跟我说打错了。我实在没有办法，通过当地的公益组织帮忙说明，才算交流上。他大概25岁，在深圳打工的同时上公益学校学习。他认真学习的劲头让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印象深刻，所以推荐了过来。他没听说过联合国或者“千年发展目标”，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也不明白自己去能干嘛。这是我次作为组织方劝说嘉宾参会，我掏心掏肺地说：

　　我自己也不是很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准备这个论坛的时候才了解了一些，还在努力学习中，我们可以共同进步;联合国原来对我也是像星星一样可望不可即，但不尝试就没机会，希望我们一起抓住机会，勇敢迈出这一步。

　　当说得自己都感动的时候，对方也感动了，一直跟我说，“特别感谢，好好把握机会。”公益组织帮他办理护照，一些相关知识。每天他都很认真地学习我们发送的资料，仔细阅读邮件。

　　在联络和安排候选人时，有一小段插曲。因为我们从中国选了一位盲人女士，她的出行需要人看顾，所以经费里要挤出一个名额给协助她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拿掉一个参会青年。当时导师的想法是放弃留守儿童代表，因为他年纪最小，怕参与度不高。但我认为，从我和他的交流，我明显感觉到他的热情和上进，而且中国那么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怎么可以没有代表呢?

　　为了想出解决方案，我几个晚上都没睡好，经常在事务处加班到深夜，边工作边想办法。最后，我突然意识到可以让这个留守儿童代表做盲人女青年的助手。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在会前的一天晚上，大概9点，办公室只剩导师和我。当时，她走出办公室，拿着雨伞，来到我跟前，我以为是她要下班过来说再见，但她深沉地说：“钟文，感谢你的方案。我觉得我需要单独跟你表达谢意，你对论坛的付出，你的热情都令我很感动，谢谢你。”

　　我当时真没想到，导师会单独跟我道谢，她的感谢让我心里感到暖暖的。当我实习结束，她为我写了推荐信，这是她次为一名实习生写推荐信。我能成功进入牛津，这封推荐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感谢她。

　　张钟文(右)与实习导师(中)

　　出席论坛引发我的思考

　　最后确定下来，中方参会人员包括一个盲人女青年、一个留守儿童代表、一个农民工子弟、一个同性恋青年;蒙古国邀请了三个从孤儿院出来的青年;韩国是一位聋哑青年和他的两位专业手语翻译人士;俄国、日本和朝鲜没有回复。

　　媒体采访青年论坛上的韩国聋哑青年

　　那天的会议是我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最让人感动的。这些弱势群体青年代表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和见解一点都不比院校学生们差。只要有语言支持，他们可以充分参与讨论。

　　那位留守儿童代表，还特意跑去找主持人和主管，表示要发言。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本着尊重的原则，及对他勇气的赞许，大会让他发言。在翻译的帮助下，他表达了留守儿童的困境，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留守儿童群体，特别是心理健康成长。他们缺乏像其他少年儿童所拥有的来自父母的关爱和温馨的童年。比起改变贫困的生活状态，他门更渴望父母的关爱和联系。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说出这么质朴感人的话语。我们原以为改变了贫困，什么都会改变，但他们期待的还有内心的幸福。

　　“他们怎么可能懂得世界局势?”

　　“请一群不懂英文、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来参加这么高大上的会议，会有用吗，还要全款赞助，不是浪费吗?”

　　这样的质疑声音，现在看来，着实可笑。然而就是因为这些偏见，差点就打消我支持他们走出来参会的念头。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给予对方，连接触都未曾有过，怎么就可以妄下定论?

　　这也让我自己开始反思，他们的弱势是否与我们相关。我们的偏见给了他们限制;我们使用了有限的资源，在掌握了社会优势资源和地位后，却没有支持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社会、更公平的分配机制。

　　抛除偏见，是我在联合国学习的课。对于弱势青年，我们需要给予他们发声的机会，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是我自己改变的开始。